鲍海英：我父亲逃跑的时候，我就被附在了府前街的时尚女装店。学校毕业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又一次工作被拒绝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回家。父亲见我垂头丧气，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放心吧，晚上我带你去远方亲戚家坐坐。”
我父亲所说的远房亲戚是一个小镇上一家银行的行长。说是远房亲戚，其实是不知几代的亲戚，自然没有来往。
我的父亲一生以务农为生。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从来没有寻求过帮助。那天下午，他拿出积蓄已久的积蓄，买了烟和酒。晚上，我们趁着天黑，赶往10公里外的总统府。
敲门后，总统看到自己的父亲，愣了一下。我们进屋后，总统脸上没有笑容。他一直告诉他的父亲，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帮不了他。
但父亲一直微笑着，点头附和总统的每一句话，低声重复道：“请多想办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大恩。”
如此低微的父亲，突然让我有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当我们准备告别时，总统坚决要求我父亲把东西拿回来。
父亲假装拎着什么东西就要出去。一踏进门槛，父亲就赶紧把东西扔进屋里，抱起我就快步冲出了门。等总统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冲出了门。这时，会长也拿着东西把我赶了出去。爸爸见状，拉着我的手快步跑了。
跑步时，父亲的脚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但爸爸却显得力气十足，立刻就爬了起来。起身的父亲跑得更快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就跑得远远的。
我和爸爸停下来，喘着粗气。然后，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得意地笑道：“只要把东西放下，找工作肯定有希望。”但我转过身来，泪水却从我的脸上流了下来。
一个月后，亲戚总裁来我家说，有一家好公司需要人，我可以去那里工作。他还将香烟和酒还给了我父亲。
临走前，总裁轻声对我说：“你能找到工作，不是因为我想帮忙，而是因为你父亲那天晚上拼命地跑，特别是摔倒后，他强忍着疼痛，仍然得到了帮助。”站起来就跑，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跑得这么卖力……”
现在，我已经工作快20年了。那天晚上父亲跑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一样。
李娟：我父亲的头发花白并不是因为我父亲生病了。如果你问他什么，他应该多次重复同一句话。走路变得越来越慢，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我陪他去医院就医，他住进住院部十五楼心脑血管科。
医生问他早上早餐吃什么，有几个孩子。有时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有时他的答案是错误的。医生问，你女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不记得了，看着我，向我寻求帮助，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医生对我摇摇头，不想让我回答他的问题。他苦笑一声，脸上满是无奈。走出病房，我再也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
我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主修建筑设计。深夜坐在办公桌前设计图纸的父亲去哪儿了？辅导我高等数学的父亲去哪儿了？那个走路如飞的父亲去了哪里？无情的时间带走了我年轻的父亲。
下午，在医院的走廊里，我帮爸爸练习走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我握着父亲的手。他的手柔软而温暖，手背上还有几颗老年斑。我陪着他走着，安慰着他。医生说你的症状最轻微。如果你锻炼得好，你可以恢复如初。父亲点点头，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我很依恋，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握着父亲温暖的手，我突然想起了童年的那个冬天，家乡白鹿原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爸爸要去邻村的学校接妈妈。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急忙走了出去。我跳上跳下，跟着父亲出了门。只见雪早已停了，天色还没有黑。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雪后的空气是那么清新，清澈得像甘甜的泉水。父亲迈着大步走，我穿着小花棉袄，小步小跑，一路小跑，跟上父亲的脚步。我的小手被爸爸那温暖而有力的大手握着。爸爸问我冷吗？我摸了摸冻红的小鼻子，抬起头说，不冷。爸爸掀起他的外套，让我穿上他的外套。大衣里面很暖和，我的头只到父亲的腰部。即使我躲在大衣里，漆黑一片，看不到路，有爸爸抱着我，我一点也不害怕。雪地里，一串串的大脚印伴随着一串串的小脚印，一步步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声音。恍惚间，我还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父亲还是我的天空、山峦、大树、我永远依恋的家。
但转眼间，父亲就老了。鬓发上沾满了岁月的积雪。记得作家朱天文说过，父亲的白发不是老了。读着这句话，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们站在医院十五楼的窗前向外看去。他说，几十年前，当我来到这个汉江边的小镇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但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了。
我的父亲就像黄昏中疲惫的小鸟，躺在高楼上，回忆着过去，回忆着过去，回忆着他乌黑的头发，他矫健的脚步，他那双素颜的——双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
谁说长寿的代价就是沧桑。世间亲情，如锦上之花。不是吗？你我没有时间慢慢等待，好好爱我们的父母一生。因为在两代人生命的交界处，时间只是一小步。
我记得动画片里描绘的场景：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穿上鞋子、穿上衣服，耐心地喂我们吃饭，带我们去公园玩耍，看着我们奔跑的小身影，笑容灿烂。终于有一天，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我们该给他们穿上衣服、鞋子，带他们去公园了——我想像他们年轻时那样，脸上挂着微笑，因为，有我的太阳穴上挂着霜雪的父母在这里，有我的亲人在我的身边。我很开心。
我的过去和未来的文字，都是父母给我的生命写成的。我想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白发苍苍的暮年，我爱他们。
北岛：父亲，您叫我做您的儿子
我跟随你成为一名父亲
——《给父亲》
一
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双手抱胸，靠在汉白玉栏杆上，笑容灿烂。冲洗照片时，他要求照相馆沿着汉白玉栏杆剪下来。由于栏杆对光线不敏感，乍一看，袖子似乎从照片的内框里滑了出来。这张照片是在我出生之前拍摄的。我喜欢这张照片，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笑，充满了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他记忆的起点。
年10月，我们给儿子起了小名“庆庆”。有了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丽给儿子做了小衣服，还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她每天还给他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着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拍他睡觉的照片，从各个角度拍他的照片。有了这个小宝宝，这个小家庭的一切都变得生动起来。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家就从多福巷搬到了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节。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阅兵。最壮观的是烟花。第二天一早，我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烟花籽，排成一长串，像点燃导火索一样，七彩火花一闪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爸爸经常带我去那里晒太阳。电车叮叮当当地穿过长安街，在府前街停了下来。我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去西单终点站然后再回来。非高峰时段，公交车上空无一人，扶手环悬在空中。我喜欢站在司机后面，看着他摆弄镀镍的操纵杆。我和爸爸叫它“当当车”。
夏季，中山公园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播放露天电影。附近的居民拿来马扎长凳先占据空间，而游客则分散地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待天色完全暗下来。由于光盘更换或碎片，屏幕一片空白，只剩下机械旋转的单调声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剧情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女主角是一个小女孩，为了寻找世界上最美丽的小红花，遇到了怪物。影片最后，她一路喊着“凯哥——”，悲切撕心裂肺，深入我的梦里。
最让我疑惑的是，电影一开始播放，银幕后宫墙上的绿瓦就消失了。我问父亲，但由于我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答案不是我所问的。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有两个世界——。屏幕上的世界暂时遮盖了现实世界。
一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播《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兴奋得不肯睡午觉。父亲很生气，把我关在门外。我光着脚哭了，用力摔上了门。冰冷的石阶让我更加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当我醒来时，天花板上的一圈光影和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下来。妈妈弯下身子，关切地看着我。我问了《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二
青青很不愿意去托儿所。她总是很高兴每周六来接他，但周一早上却很难把他送回来。一个周一的早上，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去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就信了。当我们快到的时候，他的脸变得紧张起来，他看到他要去托儿所，所以他大声哭了。我紧紧地抱住他，不让他跳下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把他抱进了托儿所。看到姑姑，他平静下来，含着泪说：“再见，爸爸！”
我从小免疫力就差，对幼儿园流行的传染病也没有免疫力。尤其是百日咳，让我头晕目眩，整夜失眠。我的父母轮流拥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有效。这种药是进口的，而且很贵。父亲花光了最后一两金子，买了十几粒丹药。按照医嘱，取出每粒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用一次。药面非常苦，一喝就吐。我父亲告诉我，这种药很贵。如果你再吐，你父母就没有钱再买了。这次你必须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紧牙关，含着泪把药咽了下去。
当我长大后，我的父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个故事，仿佛这是某种英雄事迹。事实上，这样的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背后甚至还有祖辈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青青得了麻疹，住在托儿所的隔离室里。我们只能透过玻璃窗看到他，但他很高兴，还用手势和我们说话。后来听保姆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就站在床上一夜不肯睡觉。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
我弟弟恰恰相反。他非常喜欢幼儿园。每周六父亲来接他的时候，他都转过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家。”振凯和振贤从小性格就截然不同。例如，如果给他们每人一个月饼，他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吃月饼。振凯先吃完月饼馅，再吃月饼壳。真贤则相反。先吃月饼壳，然后用纸包住馅，放进口袋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
小时候，爸爸很有耐心，总是陪我玩耍，给我讲故事。他在一本小书的每一页上画了一个小人物，每个动作都有细微的变化。如果继续翻动小书，那个小人影就会动起来，就像卡通片一样。我的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失望，有点嫉妒，又有点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栋别墅。通常我们的父母去得早，回来得晚。在钱阿姨的监督下，除了周日，我们都按时睡觉、起床做作业。妈妈起了个大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餐。我们三个人躺在父母的床上，和父亲一起玩。有一段时间，我们沉迷于语言游戏，比如根据各自的颜色喜好，称呼父亲为“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然后随意互换，一起欢笑。
三
父亲确实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发生在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保险公司宿舍，和于彪文叔叔一家合住一个四室单位。每个家庭都有两个房间，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那年夏天，于叔被划为妓女，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一人带着两个男孩，悲惨不堪。
这场风暴很快就从我们房子的缝隙中袭来。——我的父母开始经常吵架。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一些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了暴风雨的性格。他的脸上充满了狰狞和疯狂，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全是我父亲的错。例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像城砖那么大的俄汉词典。他正在学俄语，买一本字典也没什么问题。我还记得那本词典的售价是12.9元。这是我当时见过的最昂贵的书。对于一个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来说，还是有点难以接受。这是家庭政治中最黑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对着卧室门大喊大叫。妈妈气极了，拿起五斗柜上的一个花瓶就扔向他。他一躲，花瓶就碎了。我恰好在场，作为唯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了父母之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想到的，他抬起手掌，停在了半空。
母亲的病似乎总是与争吵联系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时，我都会去附近的糕点店买一个奶油蛋卷，仿佛它是灵丹妙药。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打开纸袋，看着奶油像雪一样溢出来。我的口水流了下来，但我却没有动一下手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断定我从五屉柜里偷了一些零食。虽然以前也偷偷吃过，但这一次却完全不公平。我不承认，被罚下跪、打耳光。最让我难过的是，妈妈虽然暗中保护我，阻止鸡毛掸子打我，但她实际上是站在爸爸一边的。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了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一号后，父母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神经紧张，感官敏锐，等待着灾难随时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会成真。我恨自己，我恨自己软弱无力保护妈妈。
父亲的权力从家庭向外延伸。一天晚上，当我上床准备睡觉时，我发现父亲抽着烟，表情阴沉地在房间里踱着步。我假装在看书，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了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我听不清谈话内容，但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还拍打着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感到惭愧。半夜爸爸回来了，在卧室里对妈妈低声说话。我被噩梦困扰。
当我在走廊里遇见郑叔叔时，他缩着脖子，诡异地笑了笑，抬头仰望，仿佛领悟了生命的真谛。我从父母那几句话中拼凑出意思：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他父亲代表组织向他讲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如果他早几个月调过来，他就先犯错了，就会和郑叔叔互换角色。
振凯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他的语文写作却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学校开家长会时，谈到振凯的缺点时，他总是说自己“听课不专心”、“爱搞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在期中考试期间，我看了他的成绩册，发现他数学得了4.5分。我觉得这样的得分很奇怪。我问振凯，他说：“5分是满分，我有点矮，所以给4.5分。”他的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太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然后才知道振凯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上一分，变成4.5分。我因为这件事批评了他，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终于到了父母和解的时候了。晚年的父母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起“妻子”二字的含义。父亲去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和谐温馨，虽然也有过风雨……”
四
年夏起，父亲从民协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工作。它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所有学生都来自民主党派的高层。
每个周末，我都会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坐无轨电车11路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步行五六百米即到。一路上，是一片荒野，流水潺潺，蛙鸣虫鸣。那是一座白色的六层楼房，前面有一个永远干涸的喷泉。门口有士兵站岗登记。后来我和接待室的人认识了，就避免了这个手续。
父亲临时借了宿舍旁边的一个房间。我们遵循统一战线的领导。那里的食物很好，周末有电影，设施也很先进，比如有专门的乒乓球室。我的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员。他担任所有业余比赛的裁判，但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坐得笔直，镜片闪烁，整个人僵硬得像个机器人。他逐字宣布比分：“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换场。
我的父亲很忙，经常只有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才出现。我喜欢一个人闲逛，经常在迷宫般的建筑中迷失方向。我和开电梯的王叔叔熟了，就帮他开电梯。他是一名退役军人，这让我充满敬意，问他用的是什么枪。后来听说他在“***”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一学生宿舍被闯入、抄家，损失10万元。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父亲又说：“没什么，那天他飞回上海，买了一套新的家居用品，是全国有名的‘红孩子’……”他低声念叨着这个名字，仿佛这是国家机密。
无聊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就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结束时，他们总是故意走调，这让我抓狂。——这都是位置的问题，更何况是在这种地方。我向父亲抱怨，他摸着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应该更有耐心。”
那时候正值困难时期，来到学院他们就能吃得更好。我们心疼孩子们，所以有时会给他们买几块高档糖果。看到孩子们吃得开心，我们心里也很安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竭尽全力让孩子们吃得更好，生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和成长。学院在校园内分配了一块开放空间，供员工用作私人区域。我在分配给我的三分之三的土地上种了绿豆和红薯。平时我没有时间照顾它们，但是秋天我收获了很多。我和振凯把绿豆和红薯装进麻袋运回家，最后还加了一些食物。
那是我第一次做体力劳动。顶着烈日，我用铲子把红薯挖出来，抖掉土块，装进麻袋里。爸爸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我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自豪，更为能与父亲平起平坐而感到自豪。
阳台上过冬堆的红薯都坏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嚼着红薯。我父亲刚刚买了一台牡丹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着《春节序曲》，烂红薯的味道滑进了我的记忆深处。
五
年夏天，父亲买了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繁体版《清史稿》。全书48卷。书架放不下，就堆在床边的地板上。我发现他总是在翻同一本书，原来里面有很多我们祖先的记载。
家谱只能追溯到康熙时期。祖籍安徽省徽州休宁县。第27代赵承衡迁居浙江省贵安县。清澜堂祖籍位于湖州朱安巷。最早的主人赵丙炎，曾任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儿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于岳父亲于洪建。他和余越一起乡试，考中了。据余跃介绍，“他从小就风流倜傥，虽然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却有侠客之气，酒量大，精神大。”后来他捐巨资买官，被封为太守，但没有上任。
随着太平军的崛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兵操练，并用青铜覆盖西城门。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在湖州待了两年多。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朝为了保全将领，任命他“轻任”，但他却一心坚守，坚守城池。最终，他耗尽了弹药和食物。年5月，城被攻破，他被俘。
据记载《清史稿》：“井仙关待见贼曰：‘快杀我，莫伤人。’”贼首谭少安道：“我也不杀你。”他拔刀自刎，被俘，押往苏州，关了半年多，李秀成一定会投降，写信劝说秀成……秀成到了江北，警告邵不要。二年三月，少宇闻太仓败寇言景贤入军，欲攻苏州，召之讨战。他和他被枪杀了。”
湖州城被毁，赵氏逃亡。长子赵慎言在湖南听到噩耗，立即喝毒酒自杀。他当时只有12岁。咸丰帝得知赵景贤死讯后，下诏称他“大节操，孤忠之人，难能可贵”。他得到了高标准的补偿，在湖州建了祠堂，在国史馆立了传记。
多年后，余岳成为儒家经典大师。有一天，他静静地坐在苏州曲园的家中，有人求见他。来的是赵景贤的孙子赵。他带来了祖父留下的碑文，包括湖州危难时带出来的密函。余月瞻读了赵景贤的几首五言诗，深深地叹了口气。其中有李鸿章在奏疏中引用的一句名言：“刀剑乱处，危冠独坐”。
次子赵宾雁，我的曾祖父，父亲因公去世后，升任为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来，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曾任上海制造局、两淮制造局监察员。职务有盐运使、广东巡抚等。由于国家混乱，与上级不和，他因年老患病辞职，定居苏州。几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帝国的革命英雄中，其实也包括我的祖父孙海霞。
赵家曾经很富裕，妻妾众多，支系众多。俗话说，富不能超过三代。到了祖父赵致六那一代，已是一片废墟，靠卖字画、古玩为生。
轮到我父亲的时候，恐怕连他的辉煌的影子都没有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2岁时父亲去世，被叔叔收养。他从15岁起就不得不辍学，靠复印文件谋生，同时还要抚养弟弟妹妹。我父亲写得很好。据他手下的徐福林先生回忆，他刚进保险公司时，父亲见他书法不好，就让他反复临摹宋濂的《元碑记《送东阳马生序》书法。王朝。
战乱期间，父亲卷入逃亡的人流，走遍了中国南方的大半个地方。他在桂林的时候，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射击，他惊慌失措，撑起雨伞挡子弹。那时候生命一文不值，身边的人都一一倒下，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同时，他终于考入了重庆中央信托局。年初，他在去北京工作的途中，在重庆珊瑚礁机场遇见了母亲。
我们相识于年，那年抗日战争胜利。那时，我的父母因为抗战已经分开七八年了。我和妈妈一起飞往重庆看望爸爸。在科拉尔巴机场下飞机后，我想打电话，但不知道如何拨打。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妈妈让我站出来寻求帮助。这个人就是赵季年。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表弟搜集全市粮食储备等信息。一天晚上，***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与宪兵队长顶撞，他被逮捕入狱连夜。那时我妈妈正怀着我。后来他说，他在黑暗的监狱里彻夜未眠，期盼着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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