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荣，中国国际董事长。 （视觉中国/图）
一年零五个月过去了。中国最大的运动服装代工厂中国国际（2313.HK）股价从最高点——点暴跌，从2021年高峰时的204港元跌至2022年10月21日的56.60港元，创四年新低。市值缩水逾三分之二至不足900亿港元。
作为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彪马等品牌的代工，中国国际一度成为资本竞争的目标。 2005年上市后，中国国际市值一度超过李宁和安踏两大国内运动品牌。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际董事长马建荣的父亲从上海来到宁波创业。几年后，马建荣接掌大权，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运动服装代工厂。中国际崛起的秘诀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微薄的代工业务，而是不断向上游产业链延伸。近五年，中国国际平均净利润率达到21.54%。
在胡润富豪榜上，马建荣家族是宁波首富。 2021年，宁波GDP排名全国城市第12位。在拥有130多家上市公司的宁波，占据首富位置并不容易。
然而2021年，中国国际突然表现疲态，全年净利润率为14.14%，同比下降7.93%，为2008年以来最低。
这家运动服饰代工巨头遇到了哪些阻碍？
感觉“生活少了”
2022年国庆节，吴玲和同事难得放了6天假。他在安徽中国际安庆工厂待了四年多。这是他春节后的长假。 “以前国庆节我们最多放三天假。”
在位于宁波的中国国际总部，不少员工也感觉“工作少了”。
如果不靠近工厂，你很难感觉到中国国际在宁波的存在。它没有商店，也没有广告。相比之下，雅戈尔、杉杉、罗蒙、太平鸟等本土品牌则拥有大量线下门店或广告牌。
即使在网上，申洲国际也十分低调。中国国际在上一份年报中将该公司介绍为“中国最大的垂直一体化针织制造商”。今天的官网将其淡化为“中国大型垂直一体化针织制造商”。但底部的英文介绍没有改变，依然是“the best in the nation”。
从宁波市区驾车20至30公里即可到达位于工业区的中国国际总部。电池滑板车是最方便的通勤交通工具。公司搭起了数百米长的雨棚，里面停满了电瓶车。工厂不连在一起，而是分散在总部周围。
下午五点，穿着工作服的员工走出工厂，骑着电动滑板车回到宿舍。多位神州国际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2年8月是第一次整个月没有加班，而且还有周末。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加班这么长时间，即使是在COVID-19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一位2007年进厂的老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在神州国际工作时，加班时间通常是下午六点到八点。不加班就是拿不到每天两个小时的加班费，大概是40元左右。如果每月工作26天，就会损失1000元左右的工资。
黄易面馆就在中华国际街对面。十块钱一碗牛肉面，顾客大多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当被问及生意时，黄毅一边收拾一边摇头。 “街对面的大工厂以前常年招工人，但现在不招工人了。”旁边正在吃面的老顾客也放下筷子答应了。
假期变长，加班减少，暂停招聘的核心原因是下游品牌订单减少。 2021年年报显示，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彪马占中国国际全年营收的84%。
作为中国国际的两大客户，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库存正在快速上升。
耐克最新公布的2023财年第一季度（2022年6月-8月）财报显示，库存同比增长44%至9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93亿元）。阿迪达斯在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中透露，公司库存增长35%至54.8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0亿元）。
中国际2021年年报显示，出口占销售额近70%。绑定顶级客户形成的规模优势，成为中国国际在经济低迷时期的软肋。
从休闲服装转向运动服装
中国国际成立之初，专注于OEM休闲服装而非运动服装。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宁波北仑区政府成立了宁波神舟织造有限公司，并邀请时任上海纺织二十厂副厂长的马宝兴（马建荣的父亲）担任管理。马宝兴一家来自纺织名镇柯桥。
与柯桥相比，宁波早期的纺织业略显逊色。但对于以出口业务为主的神州公司来说，宁波交通便利，航运较为发达。起初，神舟公司选择进入面料较少、更容易生产的婴儿服装市场，并出口到日本。
马建荣在纪录片中说，1993年，神舟公司从日本进口了一批最高水平的缝纫机，提高了效率和产量，逐渐在日本市场上出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席卷东亚大部分地区，国际贸易形势变得黯淡。今年，马建荣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公司的管理权。在马建荣眼中，1997年也是公司发展的转折点。他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机会”——，成为优衣库的代工厂。
此前，优衣库创始人刘先生曾与刘先生有过一次邂逅。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的田中信彦经常作为刘的私人高级顾问参加活动。 2018年，一群日本商人访问中国时，他讲述了刘先生在中国寻找铸造厂的故事。
田中说，当刘在1990年代初来到中国与工厂老板谈论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时，100人中有99人忽视了他。 1993年，我认识了刘。 “这100人中，只有一个人认为刘要么是精神病，要么……”。
马建荣在纪录片中回忆，1997年，他们接下了优衣库超过30万件的订单，相当于公司两个月的缝纫产量。但马建荣想尽一切办法，不到一个月就交货了。对方对质量非常满意。中国国际成为优衣库供应商。
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和获得优衣库的大量订单，中国国际于2005年登陆港股市场。财务报告显示，到2004年，中国国际90%的产品是休闲服装。从市场来看，日本占该公司销售额的89%。
上市后，申洲国际开始加速向运动服装加工转型。 2011年，运动装占比超过休闲装。耐克取代优衣库成为中国国际第一大客户，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也在迅速下降。
“2003年，美国运动品牌Rousseau的客人来访，虽然一开始生意不大，但为耐克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客户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马建荣在纪录片中介绍。同年，马建荣在美国时尚峰会上与耐克会面并进行会谈。
两年后，中国国际正式成为耐克的服装代工，并相继拿下阿迪达斯、彪马的服装加工订单。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运动服饰消费市场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当时中国国际是上市公司，有优衣库代言，是和耐克合作生产的针织面料，生产工艺不需要做太多改变。”黄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黄海在申洲国际工作了两年多，负责与耐克的对接。
在转向运动服装加工的过程中，中国际与优衣库之间的裂痕慢慢显现。
日本记者横田秀对优衣库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 2010年，他还拜访了中国国际等中国整车厂，最终写出了《优衣库非凡》一书。
横田益男在书中透露了一个细节。当他来到中国国际采访时，一名业务员向他抱怨，近五年来，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但优衣库的进货价格不升反降。 “优衣库在制定订单价格时，会优先考虑某件商品在日本的理想售价，然后尝试制作符合这个价格的衣服。”该销售人员向横田正树解释道，“与优衣库不同的是，当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时，耐克等欧美企业就会相应提高采购价格。”
与优衣库的合作模式一样，中国际也为耐克、阿迪达斯、彪马设立了专门的生产工厂，强化了品牌与主机厂之间的依赖。据黄海介绍，耐克将派出业务人员到工厂，美国方面也会派出开发技术指导。
中国国际宁波总部。其加工厂位于浙江宁波、安徽安庆、柬埔寨和越南。 （南方周末记者吴超/摄）
“一件成衣的毛利率达到3%就非常可观了。”
小到几个人架设机器组成一个作坊，大到一个工厂，有几万条流水线，都是做服装加工的。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市场上总有人对优质订单虎视眈眈。
“如果一件衣服的毛利是3%，那就很厉害了，如果是纯贴牌，毛利甚至不到1%。”杨雪解释道。她是河内另一家中国服装铸造厂的经理。
服装加工业规模优势明显。如果某种款式的订单足够多，员工就会变得更加熟练，效率就会提高。即使是微薄的利润，也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过程。
申洲国际的优势在于，可以拿到足够几十万甚至几十万款式的订单。 “国内品牌一般单个型号要几千元，如果换型号，效率就会降低。”黄海说道。
一位在中国国际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做的一条运动裤的订单量有几十万条。即使是普通订单，同款超过一万件也很正常。
在接到大量同款式的订单后，无论是一个月发货还是半个月发货，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利润。为了提高服装生产效率，中国际开始大力投资生产设备。
过去十年，中国国际购买的生产设备至少占资本支出（购买厂房、设备、土地等长期资产）的34%。 2011年至2015年，申洲国际累计投入20亿元购买新设备。
此后，申洲国际持续加大设备投入，仅2016年就投入11.25亿元。五年来，申洲国际累计斥资46亿元采购生产设备。
2014年，陈薇进入中国际，主要做运动裤。一群20多人，如果技术不熟练，一天只能赚600块钱。入门后，一天可以赚1000多元。
起初，陈伟累了就会去找人倾诉。后来，公司安装了悬挂流水系统，物料通过输送轨道自动输送到每个员工的工作站。一旦你离开很长时间，数据就会堆积在你的工作站上。 “上厕所压力很大，如果你上不完，后面的人就没工作了，就会催你。”
“如果订单量太大，几十万、几十万的订单，他们就会分成几组，相互竞争，做得比谁都快。”据陈伟回忆，现在一个群里有五十人左右，数量增加了一倍。加倍，产量也加倍。一群人一天能赚三四千元。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年报数据计算出中国国际员工人均年服装产量。 2012年至2015年，员工年均服装产量保持在4100件左右。从2016年开始，服装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到2019年已增至5000件。
从OEM到协作设计
在全球价值链中，OEM（纯代理加工）处于最底层，只有薄利多销才能生存。因此，服装OEM企业都有向价值链上游迈进的愿望，但向ODM（Original Fabric Design）迈进需要企业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的研发投入。
中国际是少数成功转型为ODM的OEM企业之一。据第一财经报道，2012年，耐克推出了针织跑鞋Flyknit Racer，需要一家代工厂来生产高科技Flyknit鞋面。许多供应商选择了放弃，但神洲国际却斥巨资为耐克生产了几款新的专用设备。
据中国际官网介绍，该公司已将从面料织造、染整到裁剪的所有生产工序集中在同一个工业区，以降低成本。
“比如，面料供应商的利润是10个点，如果自己做的话，就会变成整个集团的利润。向上游延伸，把每个生产环节的成本降到最低，从而提高利润。”广东某大型服装企业官园盘高层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道。
但如果下游订单不能保持稳定，漫长的产业链就会成为负担，风险就会更大。
有人曾将中国际比作“卖水者”。在19世纪的美国淘金热期间，沿途卖水的人们比大多数淘金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在服装行业，“卖水者”是代工厂，“淘金者”是大大小小的品牌。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营销和推广成本，但失败率非常高。
鲜为人知的是，申洲国际也进行了一次“淘金热”。从ODM到自创品牌，可以说是更加惊心动魄的飞跃。遗憾的是，申洲国际以失败告终。
自2011年起，中国国际自有品牌MAXWIN陆续在宁波、上海、苏州等地开设数十家线下门店，主打休闲服饰。
陈伟曾经负责加工马伟的衣服。在他看来，“马伟的质量控制比他平时做的puma更严格，必须使用专用线。如果用作另一条线，则必须将其拆除并重新启动。”
更高的生产质量并没有给马尾带来光明的未来，反而遭遇了波折。 2016年，中国国际宣布以逾7700万元将马尾49%的股权转让给网易香港。但一年后，网易香港选择退出。到了2019年，马尾开始陆续关店。
“突然之间，大约半年之内，所有商店都被清算并关闭，整个公司都消失了。”一位曾经在马尾门担任店长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关店是母公司高层的决定，马伟做不到。”另一位马尾总部负责行政工作的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员工要么调到中国国际，要么离开。”
关店潮一度导致消费者在商场排队，人们纷纷询问为何商店突然关门。当时有报道称，由于马尾是优衣库的竞争对手，优衣库向中国国际施压要求关闭该店，但马尾相关负责人在回复媒体时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两名前马尾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关店确实与来自优衣库的压力有关，因为马尾已经成为优衣库的直接竞争对手。
布局东南亚，降低生产成本
2005年上市后，中国国际开始布局海外工厂。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产业转移就是寻找最具成本效益的领域，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当时中国服装出口企业海外布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面临——个纺织品出口配额的棘手问题。
1973年，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了涉及40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最终达成了《多种纤维协议》。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发展中国家向该国出口纺织品的种类和数量。第二年生效，有效期四年。此后该协议已多次延长。
1995年，各国达成新协议，分阶段放宽纺织品配额，并计划于2005年废除这一制度。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欧盟开始对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优惠贸易政策。除武器以外的商品进入欧盟享受免关税、免配额的优惠待遇。此外，美国还放宽了对此类国家的配额限制。中国不在其中。
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废除，欧盟延长了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限制的期限。同年，中国国际选择在柬埔寨建厂。作为服装出口企业，这意味着欧盟和美国市场都将有更加优惠的贸易政策。
2008年以后，纺织品出口配额制度结束，但服装代工企业向东南亚转移已成趋势。
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作为无晶圆厂制造商的代表，通过OEM模式进行生产。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耐克等品牌的代工工厂不断在全球产业链中迁移，寻找低劳动力价值。近几十年来，它已从日本、中国、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
目前，中国国际的加工厂位于浙江宁波、安徽安庆、柬埔寨和越南。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越南前8个月纺织品出口额达2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7亿元），同比增长24%。其对越南出口增长的贡献仅次于机械设备且为零。配件出口额居第二位。
2016年，中国国际越南新工厂竣工后，公司希望有更多员工前往越南工厂管理工厂，但无人愿意。当时公司正在宁波建房子，第一批去那里的人买房子有优惠。 “后来因为待遇好，大家都想去。”在神州国际总部工作六年多的陈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中国际年报显示，2021年，越南和柬埔寨两家工厂的员工人数首次超过中国大陆，达到4.8万人。此外，公司还在越南设立了面料加工厂，降低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然而，大量投资的到来正逐渐推高越南劳动力价格。 “当地电子厂很多，培训周期短，工作更轻松，更受欢迎。服装厂招工难，工人经常罢工，工资上涨10%左右每年。”杨雪说道。
接更多中国品牌订单
作为员工福利之一，陈伟和同事有机会每年两次从公司领取数十件免费衣服，全部都是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产品。
一位在神州国际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人不想戴就卖掉，有的在厂门口低价回收。 “2016年左右，客户发现市场上已经有一些非上市基金了，就来投诉，后来公司就停止发行了。”
2022年9月末的一天，吴玲发现公司里有人组织组织在工厂前的草坪上卖衣服。工厂外的任何人都可以购买。 “应该是（顾客）退回的衣服，质量还不错，50块钱一件。”吴灵说道。
据吴灵介绍，安徽安庆的工厂不生产耐克、阿迪达斯等海外品牌的订单。其客户主要来自李宁、安踏等中国企业。
现在，在申洲国际的宁波工厂，来自中国品牌的订单也有所增加。申洲国际宁波工厂的一位高级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车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接国外品牌的订单了，转而接安踏、李宁等中国品牌的订单。
耐克等四大客户库存量较高，因此接受更多中国品牌订单成为申洲国际填补生产线的一个选择。
耐克、阿迪达斯等海外品牌在大中华区的销售额大幅下降，但中国际在中国的销售额并未大幅下降，仅为2.7%。申洲国际在年报中解释称，“国内品牌订单需求的增长抵消了公司在中国市场销量的波动。”
“神州最近接到了安踏子品牌Fila的订单，均价比安踏高，利润空间更大。但很难单独支撑Fila，神州的一日产能太高了。”蒋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中国国际工作多年，现在是广东某服装品牌的经理。
在蒋欣看来，申洲国际复苏最重要的是消费市场能否回暖；其次，能否获得李宁等中国品牌的足够份额。另外，接下来的智能制造能否进一步降低申洲国际的生产成本。
作为出口型服装代工企业，欧美等主要市场的前景对中国国际影响深远。 2022年上半年，欧洲超过中国，成为中国国际最大的单一市场。
对于该公司的发展，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中国国际，但对方拒绝了采访要求。
（应受访者要求，吴玲、黄海、潘媛、陈伟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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